全美共病调查（NCS）显示，四分之三的焦虑障碍患者在一生中至少会共病一种其他精神障碍。大量证据显示，共病焦虑障碍/症状可通过多重机制损害患者的症状及功能转归，并升高潜在风险（如自杀），须加以重视，并给予必要的干预。

然而在临床实践中，与其他精神障碍共病的焦虑障碍/症状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将焦虑视为针对其他疾病正常的情绪反应、诊断优先级相对靠后、相比于其他精神症状严重度较轻、有望随着“主要”疾病的缓解而自行改善等。在上述临床认知的影响下，未得到有效管理的焦虑增加了患者的主观痛苦及疾病的难治性。

目前包括焦虑在内的精神障碍并无确切病因，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可以解释说明一些疾病的某些情况，但并不是疾病的决定性因素。而就医源性因素分析，患者如果共病躯体疾病也会加重共病焦虑障碍的可能，便可能将原本偏功能性的问题复杂化，例如精神障碍患者发生卒中，卒中对大脑某些涉及情绪的环路产生影响，加重了焦虑障碍等疾病的发生发展。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对我们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护不仅要关心患者的躯体问题，而且要关心患者的心理状态；不仅要关心患者个体，而且要关心他的家庭情况，关心他的社会关系。

“国家以前对这个病没谱又没摸过底，现在我们有了基础数据，可以通过数据作出疾病模型，有利于有效和公平地利用国家卫生资源，为卫生决策部门制定精神障碍的相关防控策略以及精神卫生服务的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

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疾病负担研究显示，神经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占疾病总负担的10.4%，神经精神问题已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一个突出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移民、休闲、老龄化等社会心理和人口学因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生活方式、家庭结构的改变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率的上升趋势。

要注意的一点是，以上的这些症状，在非患者看来是荒谬、无逻辑的，因此会对患者缺乏理解和同情，认为患者产生妄想和幻觉是他们“想太多”、“不聪明”，或者会认为患者自己选择要性格孤僻、行为古怪。有的家属甚至会嘲笑和语言攻击患者。殊不知，这些非正常的言行举止并不是受患者所控制的—— 并不是他们选择要“想得很多”，而是干扰性的想法和恐惧会寄生般侵占他们的大脑，给他们带来切实的痛苦；并不是他们刻意选择不合群、孤僻，而是他们也是疾病的受害者，被动地被影响着。